纽约时报曾于2013年刊登过一篇文章： The Not-So-Hidden Cause Behind the A.D.H.D. Epidemic 。它探讨了美国ADHD诊断率提高的背后因素之一。中文版也可以找到（虽然它的标题翻译有问题）。

这篇文章比较了2007年北卡州与加州4-17岁孩子的ADHD确诊率，发现前者（15.6%）的诊断率为后者（6.2%）的两倍。该差异的巨大因素之一是“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法案。

由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签署的“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是第一项将学校的财政拨款与标准化考试成绩联系在一起的联邦法案。但是在过去30年中，各州都在缓慢推行类似的政策。北卡罗来纳州是首批引进这种项目的州之一；而加州是最末一批中的一员。这些法律的施行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确诊率之间的关联在地域范围内也是成立的。当欣肖把这些学校政策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发生率进行比对时，他发现当一个州通过视标准化考试得分对学校进行赏罚的法律时，不久之后该州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就会上升。在全美国范围内，在“有教无类法案”颁布后的前四年，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诊断率增长了22%。

这篇文章中也提到了美国相比于欧洲更高的ADHD诊断率，其因素之一是美国使用不一样的诊断手册。

诊断后的下一步是什么？用药。但是是否有过度诊断、滥用药物的可能性？药物的副作用，即使现在没有被证实，但长期来看呢？试验基本用在动物身上，而动物的生命周期相比人类更短，无法进行长达几十年的试验，有些后遗症无法发现。

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帖子，例如：“对于坐不住或学不进去的孩子，诊断成ADHD喂药，实则是方便了学校和家长”，又例如“这是一项学校的懒政”。